科技與不信任—從對抗、分享到協和型的生醫研發模式與法制研究(1/4)

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從來都不只是學術界或實驗室在與世界、社會隔絕的「真空」中進行；事實上，依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學派的研究成果，科學與技術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與其所處的社會有密切的互動關係。而在任何互動關係中，「信任」是其能正向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因素；反之，「不信任」則會破壞正向互動的基礎。當代科技發展典範仰賴集中式的科學社群運作、並形成一般人難以邁過的高門檻，知識也就同時是一種權力（power）的形式。如同一般所熟知的政治權力行使，濫用與誤解如影隨形，不信任就成為科技發展必生的苦果。 生物醫學研究與發展做為科技發展的一個子類型，其特殊之處首先在於其影響之廣度，客觀上醫療照護到國家整體公共衛生規劃無一不與生醫科技密切相關、主觀上人類追求「健康」的普遍意願，都使得生醫科技發展與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政府提供自願或強制的疫苗之接種即為顯例。已經密切的關係隨著生醫科技發展與大數據的資料科學方法結合（基因研究、精準醫學），過往一般群眾只在生醫研究的應用端發生互動、使用其成果，現在更進一步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甚至被迫）地參與了生醫科技研發的前階段，使得雙方互動的影響更顯其深度。第三，由於健康是人類的普遍追求、人類生物檢體與資訊被視為人格與尊嚴的基本構成，其受到社會規範（倫理、道德與法治）的高度關注；但，生醫科技研究發展既是學術自由的保障範圍，卻在當代又呈現高度資本集中化與商品化的特徵，在在增加互動面向的複雜度。前述的不信任，也就在既廣且深又複雜的互動方式下更放大，使得因為不信任而產生的社會爭議不會只是個案，而反映了更深層社會結構。質言之，只要生醫科技持續發展，這樣的不信任只會累積並持續發生。案例研究的目的，則能幫助我們更加了解不信任帶來的社會爭議的具體態樣，並檢驗抽象理論的解釋力。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在於以法律制度因應社會對生醫科技發展的不信任及其影響。在STS的研究中，「科學民主化」等類似思維是處理不信任問題的主要策略；而在當代社會同樣重視法治、甚至以法治國的形式運作時，法治原則與法律將社會互動制度化（法制）成為處理社會爭議與協調社會行動的重要機制。本文擬以「對抗」、「分享」與「協和」三種模式，分析不同制度方案的特色與利弊得失，做為面對生醫科技、乃至當代科技發展衍生的不信任的結構性、制度性建言。